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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丨科學網

“你昨天給我發的什么垃圾郵件？你瘋了嗎？你想讓我開除你嗎？”

一名博士生將目光從電腦屏幕上移開，他的導師、美國一所大學化學工程實驗室的負責人正在線上會議中沖著他咆哮，斥責他的工作計劃不夠詳細。然后，該導師共享了自己的屏幕，當場寫了封電子郵件，發出指令終止該學生進入實驗室的權限。

以上事件發生在2020年11月，此外還有一系列視頻，記錄了這名權威學者反復對他的學生大喊大叫，在同事面前貶低他，并威脅要削減他的收入。

8月10日，Nature在職業專欄發表了相關文章，講述了在國外工作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受到辱罵、威脅、工作時間過長以及經濟上的剝削。

這個群體的生活真的很艱難，糟糕的工作保障、低工資和對長期職位的激烈競爭往往令他們幻想破滅。而就在2021年對全球2000多名科研人員（多為博士生或博士后）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他們中的大多數目睹或經歷過權威學者的欺凌。

欺凌行為在學術界越來越普遍

開頭那個倒霉的博士生來自中東國家。他向Nature表示，在讀博期間，他通常每天工作13~14個小時。除了文獻檢索、項目規劃和實驗室工作外，他的導師還讓他制作書架、清點實驗室庫存和打掃衛生等。

作為一個新人，他起初以為這很正常。但在幾個月后，他開始對導師產生深深的質疑。“有一天，導師把我叫到辦公室，罵了我兩個小時。當天晚些時候，他又罵了我和另一名外國博士生5個小時。訓斥的內容都是關于實驗室不整潔、更新化學物品清單等，并且要我延長工作時間，在周末要多工作。到最后，我感覺頭都要炸了，我只想逃離這里。”

他的一位女同事說，有一次她正在看朋友發的短信，導師悄悄走到她背后，并大聲指責她工作低效。“我永遠無法忘記他當時的語氣，以及他從背后沖我咆哮的猙獰模樣。”

她在提交給學校的一份投訴文件中表示，“從那天起，當他在我身邊時，我就會非常焦慮、緊張和害怕，因為他總會突然‘跳進’實驗室或者辦公室，指責我工作不努力。”

這樣的欺凌行為在學術界早已屢見不鮮。

2019年，德國最大科研學術組織馬克斯普朗克學會（MPS）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在其86個研究機構工作的9000多名受訪者中，有10%的人表示在過去12個月內曾遭受過欺凌。2020年，Nature對全球博士后研究人員的調查結果顯示，竟有65%的人親身遭遇過權力失衡/欺凌。

Nature在2020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有65%的受訪博士后親身遭遇過權力失衡/欺凌。? ?圖片來源：Nature

接受Nature采訪的5位來自美國以外的青年科研人員，不同程度地描述了被辱罵、工作時間過長和經濟上的剝削。但他們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因為擔心會損害他們的職業生涯，或者遭到導師報復。

有勇氣的檢舉者寥寥無幾，這更助長了欺凌氣焰。

2021年10月，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納米科學家Morteza Mahmoudi和美國維克弗里斯特大學組織研究學者Sherry Moss公布的一項對全球2000多名科研人員（多為博士生或博士后）的調查結果顯示，他們中的大多數目睹或經歷過權威學者的欺凌。

然而，只有29%的人向他們所在的機構舉報。其余沒有舉報欺凌行為的人表示，他們害怕被報復。

簽證成為拿捏他們的武器

誰也無權指責被欺凌者不作為，因為他們的處境非常艱難。

Mahmoudi和Moss指出，問題的關鍵還是在于首席研究員（PI）和青年科研人員之間的權力鴻溝。

造成這種權力不平衡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學術管理者對國際學者移民身份的控制。Moss認為，權力過于集中在實驗室負責人手中，使實驗室成為濫用職權的肥沃土壤。

“而且國際科研人員和他們導師之間的權力差異，要比國內科研人員和導師之間的權力差異更大。”Mahmoudi說。對此，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高等教育和科學政策研究員Christopher Hayter深表贊同，他說這個群體的外來身份使得他們更容易遭遇欺凌。

而簽證，就成了導師拿捏外來學生的武器。

正如那名來自中東國家的博士生所言，他的導師欺負了他和另外一名同樣來自中東國家的女博士生，卻沒有欺負其他團隊成員。只因他倆在美國持單次入境F-1簽證，導師有權決定他們是否可以留下來，他們只能被迫忍受欺凌行為。

這兩位學生表示，他們不得不長時間工作，并經常在周末或接到臨時通知后，參加很早或很晚的會議。而一位美國同事拒絕在合同規定的時間外工作或參加周末會議，卻安然無恙。

“我們的PI也在實驗室中創造了這種高壓環境。你會看到外國博士后睡在實驗室的地板上，每周工作100多個小時。PI利用了這些人。”另一位接受采訪的博士后說。

一位來自中國的生物醫學研究者在接受Nature采訪時表示，在他做博士后的美國大學里，支付給國際研究人員的工資低于美國研究人員是司空見慣的事。

2012年，當他的前任團隊負責人經費見底時，根據J-1交流訪問簽證的條款，如果他在一個月內找不到新工作就必須返回中國。后來，他在另一所大學獲得了第二個博士后職位，薪水卻比他之前的46000美元少了1萬美元，而他別無選擇，只能接受。

“有一系列的薪水標準，但來自印度和中國的博士后都處于低端。”他說，“我的朋友是一名化學博士后，也是中國人，年薪為28000美元。而美國人的年薪大約在39000至40000美元以上。”

他之所以接受較低的薪水，是因為他的導師承諾幫助他獲得更安全的H-1B畢業生工作簽證。“簽證是個大問題，這意味著你的導師可以控制你，讓你做他們想做的任何事情。”

Hayter在2018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中，報告了在美國每周工作超過100小時的外國博士后遭遇減薪的案例，這些案例都與簽證續簽有關。

在許多科技領先的國家，來自其他國家的青年科研人員在研究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例如，在美國持有臨時簽證的博士后比例從2009年的39%上升到2019年的56%，而在英國工作但在其他地方出生的研究助理從2013年的43%上升到2021年的50%。

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中的大多數受欺凌影響的人很可能還在沉默中受苦。

是時候反擊了

那么，可以做些什么來更好地保護國際科研人員呢？

那些向Nature講述他們在國外工作時受到欺凌的人說，一個很好的起點就是了解自己的權利。例如，在研究生院或教師網站以及就業合同中規定的政策，包括工作時間、假期等信息。

一位受訪者表示：“我認為大多數欺凌行為的發生，是因為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國留學生不知道是否有詳細的法律法規來保障他們的權利，他們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了解。”

許多遭受欺凌的人不會提出投訴，因為他們擔心別人不會相信自己。這樣一來，收集證據就變得至關重要。

“我建議那些感覺被欺負的人，趕緊開始想方設法收集證據。”上述那位來自中東國家的博士生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被疫情拯救了。

疫情期間，導師把組會挪到了線上會議，使得他們能夠記錄下導師的欺凌行為，并向大學管理部門投訴。“如果沒有證據，我仍然會被困在他的實驗室里。”

他還強調，外來科研人員有時只和來自同一個國家的人或者其他外國人進行互動，這可能會讓他們孤立無援，不知道自己的權利。而本土研究人員不太容易受到欺凌的原因之一是，他們通常消息靈通，并在出現問題時能夠更好地獲得援助。

“作為國際學生，我們只顧自己。”那位來自中東國家的女博士生說。“后來，我們發現學校里有很多善良、正直的人愿意幫助我們。我們不應該害怕與他人交談和尋求幫助。”

Mahmoudi認為，在問題的嚴重程度得到更廣泛的關注之前，大學領導和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者不會采取必要措施來消除欺凌行為。他說，研究人員、學術期刊、大學、資助機構和學術團體都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來突出這個問題。

好在近年來，資助機構已經積極地采取了相應措施，從總體上打擊欺凌和騷擾。

例如，2018年，英國倫敦的生物醫學研究慈善機構Wellcome出臺了打擊欺凌行為的政策。向Wellcome申請資助的組織必須確認主要申請人“沒有關于欺凌或騷擾的指控”。

今年3月，Wellcome報告稱，從該政策出臺至2021年9月期間，已經收到了39起與其資助的組織有關的欺凌或騷擾指控，并對其中7起案件實施了制裁。

目前，許多大學也已經制定了反對欺凌的政策，但Mahmoudi認為，需要公正的國家機構甚至國際機構來對投訴進行公平的調查。

其他受訪者則表示，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對資深科學家的評估和激勵方式，欺凌和剝削外國青年科研人員的現象將繼續存在。

那位來自中國的研究人員對此表示贊同。“對教授的評判標準是他們發表了多少論文、影響因子以及他們為自己所在機構獲得了多少資金。也許還應該評估他們的教學水平，以及他們是否在竭力培養下一代科學家。”

參考鏈接：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2-02155-3

https://doi.org/10.1038/d41586-022-02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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