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丨PaperRSS、各省高校引才

近期，江蘇第二師范學院發布公開招聘工作人員公告，公告顯示，學校出于人才優化需要，面向社會公開招聘17名工作人員，其中15人為行政管理崗，2人為物理與信息工程學院實驗員。

據悉，學校此次招聘的17人，均納入事業編管理，不設置筆試，只進行面試，學歷要求均為博士研究生。

對此，有網友表示質疑，直言這所學校招聘行政管理人員要求博士，沒有必要，有浪費人才的嫌疑。

行政崗為何要求博士研究生

那么問題來了，為何學校招聘行政管理人員敢要求博士研究生學歷呢？

一方面，博士含金量降低。眾所周知，近些年，我國博碩士招生人數不斷增多，北京的博碩士畢業生都已經比本科多了，隨之而來的就是博碩士在就業市場的含金量下降，很多已經要求本科生的工作崗位開始要求碩士研究生，而一些此前碩士研究生就能報名的崗位也變成了博士才能報名。

另一方面，學校地理位置好，待遇佳，有底氣。這批招聘的都是事業編人員，如今很多高校招聘的都是人事代理或者勞務派遣，所以事業編崗位就變得非常吃香，而且江蘇經濟實力強，事業編人員整體待遇較高。

在這種情況下，學校招聘要求博士學歷也算是正常現象，這也折射出，現在的就業是越來越卷了。

此前，也有博士發布二本高校招聘行政人員要求博士的消息，可見這已經不是個別現象。

高校行政崗，并不好干

一線教師、研究人員相比， 高校的行政人員是處于輔助地位的，高校將他們定位為“服務人員”，他們服務教職工，服務學生。

而根據麥可思中國高校吸引力研究顯示，在擔任不同崗位職責的大學老師中，高校行政管理人員（71%）、輔導員（70%）的工作滿意度相對較低。工作繁雜、瑣碎且程序性和重復性強、個人發揮空間少，工作熱情容易被消磨，上升空間小，發展通道狹窄等等，讓不少高校行政崗人員懷疑自己的職業生涯，萌生（過）離職的念頭。

此前，學術橋曾發布過一篇推文《博士畢業去了高校行政崗后，一心想辭職…》，其中來自不同平臺的高校行政人員都表達了自己對當前崗位的不滿，覺得自己“再熬下去一輩子也就這樣，不知朝哪個方向邁出一步，也不知道自己有不有這個勇氣邁出去”……

行政崗位要求學歷是博士，是不是一種資源浪費？

這個問題從幾年前就一直有人提出，只是當時招收博士行政的還是比較頭部的985、211高校，現在這一趨勢已經“下沉”到了二本院校，但原因基本上仍然是一致的。高校行政崗招博士，不是看誰能勝任這項工作，而是有多少人想做這項工作。高校的行政崗位工資暫且不論，但是聽起來起碼干凈，不累，穩定，社會聲譽好。職位供遠遠小于求，市場調節下自然會提高準入門檻，造成現在的局面。

有網友表示，高校行政不僅僅只是外界看來的每天朝九晚五處理流程機械化的事務，處理學校層面的事情必須具備一定的閱歷、宏觀思維和良好的公文寫作能力等等，要從學校制度和架構上不斷提升學校的水平；

但更多網友覺得，一個研究生畢業出來，至少要接受15年教育，這比支出對于國家對于家庭都可以說是無比巨大的。所謂的服務素質提高，在這比支出上應該說是無從輕重的。

你怎么看這件事？歡迎留言評論。

網友留言：　　（作者系中國民航大學法學院教授）

如果拋開主動退出學術市場者不談，僅就后一種情況看，可以歸納出幾個具體原因。

其一，博士擴招規模與高校提供學術科研崗位的數量之間不匹配是主要原因。近年來，我國博士生招生規模急劇擴大，招生數量從2011年的6.56萬人增至2022年的13.9萬人，10年時間翻了一番。據統計，早在2020年，全國高校博士生在讀人數就達到52.4萬。

與此同時，全國高校可以提供的就業崗位卻只有3.5萬個左右，這不僅僅是教學科研崗位，還包括面向碩士和本科的輔導員崗位和其他行政后勤崗位。

其二，這是一種迫于現實的無奈之舉，甚至是一種委曲求全。畢竟博士畢業時年齡普遍不小，即便在最理想情況下，本碩博讀完一般也要在29歲左右或以上，如果讀碩士或讀博士之前有過工作經歷，那么35歲也不稀奇。

目前，我國就業市場存在嚴重的年齡歧視，大家普遍存在“35歲年齡焦慮”。如果博士畢業時找到一份不穩定的工作，過了35歲再換工作便毫無優勢可言。因此，選擇穩定并且相對自由的高校是博士生就業的普遍首選，即使委曲求全地從事無法繼續進行教學和科研的行政管理崗位。

其三，高校行政管理崗位也具有一定優勢。對于備受科研煎熬的博士生來講，這份工作意味著可以繼續留在熟悉的高校環境，且不必接受科研的挑戰和折磨。而高校作為事業單位，其行政管理崗位也有升遷的空間，且一旦擁有了一定的行政職務，還有機會掛職和調動到政府機關工作。現實中，為數不少的行政領導有高校管理工作的經歷。更何況高校行政管理崗位同樣一年有兩個假期，這也是相對于企業和政府機關的一項重要福利。

網友2：

（作者系中國民航大學法學院教授）既要轉變觀念，也要機制保障；有專家曾指出，社會各領域和崗位都需要博士人才，博士生應該轉變就業觀念，敢于進中小企業和其他領域，甚至敢于自主創業，要有干一番事業的決心和勇氣。對此，筆者認為博士選擇非學術市場就業不是簡單地“轉變觀念”就可以解決的，而需要考慮綜合因素，并需要相應的體制機制保障。

首先，博士選擇非學術市場就業的試錯成本非常高。博士畢業時已到談婚論嫁、建立家庭的年齡，甚至不少在讀博士生已經成家。因此，其面臨的家庭負擔和經濟壓力并不算小，不能不考慮試錯成本和家庭對風險的承受能力。所謂“轉變觀念，敢于進入中小企業，甚至自主創業”不是簡單說說就可以的，這種說法也不具有普適性。

其次，博士選擇非學術市場就業還存在非常高的沉沒成本。一名學生從本科、碩士再到博士，至少要付出10年的時間、金錢和精力，因此在作選擇時不能只考慮轉變觀念，而不考慮過往的投入。

最后，如前文所言，年齡歧視現象在我國目前的就業實踐中并不罕見，這種現象不僅存在于企業，還包括一些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博士畢業后選擇到企業工作，甚至自主創業，就會面臨在35歲甚至40歲以后主動或被動“再就業”的風險。此時，博士在年齡上已經不具任何優勢，同時缺少保障，這會嚴重影響其對非學術市場、非體制內用人單位的選擇，也不利于博士在創新的主體——企業中發揮作用。

因此，非學術市場的用人單位在引進博士時應考慮博士的試錯風險、過往投入的沉沒成本以及將來的再就業風險，為其提供相應的待遇和保障。